走有中國特點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门路

一、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革新同時並舉

中國共産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方面要求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爲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又要求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新來促進生産力的發展，以利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這兩個任務是相互關聯而不行分離的。

在提出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革新的1953年，新中國即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編制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事情，在1951年就在著手進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編制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達1953年計劃提要。“一五”計劃的編制，曆時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確定下來。1955年7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這個計劃。從當時中國的實際出發，計劃規定：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设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开端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保證在發展生産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計劃規定，五年內國家用于建設的投資總額爲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兩。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沒有全國財政經濟事情的統一，不發揮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經濟落後的中國在當時進行這樣巨額的投資是不行想象的。

“一五”期間，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著重建設了一大批基礎性的重點工程，爲國家的工業化奠基了开端的堅實基礎。鞍山、包頭、武漢三大鋼鐵基地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到1956年，中國在工業建設上接連實現了具有曆史意義的許多項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産載重汽車的長春汽車制造廠建成投産，第一座飛機制造廠試制乐成第一架噴氣式飛機，第一座制造機床的沈陽機床廠建成投産，第一座大批量生産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建成投産。

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通車，從此鐵路貫通中國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車，結束了西藏沒有公路的曆史，溝通了西藏和內地的聯系。限額以上的項目，平均每天都有一個項目開工或竣工。全國城鄉呈現出一派建設的繁忙景象。

當時建成的這些大中型工業骨幹企業，都是國家統一規劃、統一投資的國營企業。這些建設成就，極大地加強和壯大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力量，爲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奠基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國內生産總值從1952年“一五”計劃實施前的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068億元。財政收入從1952年的183．7億元增長到1957年的310．2億元。這一期間的主要工農業産品産量，也有大幅度提高。糧食從1．6392億噸增至1．9505億噸；鋼從135萬噸增至53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

社會主義革新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在社會主義革新過程中，黨和政府接纳的實際步驟總是力求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以便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不允許對生産力造成破壞。正因爲如此，社會主義革新這樣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沒有引起猛烈的社會動蕩和經濟破壞，而且使生産逐年增加。它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推動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到1957年應達到的指標，在1956年底就提前達到了。

二、農業相助化運動的發展

農業相助化任務的提出土地革新後，一方面農村的生産迅速發展了，農民的生活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另一方面許多農民尤其是貧農、下中農由于缺少農具、耕畜和資金，生産經營上的困難仍然比較大，而且由于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農村中的貧富分化也開始了。

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決定，不待農民在土改中激發出來的政治熱情冷卻，不待農村發生劇烈的貧富兩極分化，就接纳積極領導的方針，教育、推動和幫助農民走相助相助的门路。這樣，在土改後，相助組很快就在農村中相當普各处發展起來。

在工業還不能向農村大量提供農用機械的情況下，相助組能不能前進一步，建设農業生産相助社呢?毛澤東研究了世界現代化大生産發展的曆史經驗和中國農村的實際需要，指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接纳蒸氣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産力的階段，則中國的相助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産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原理获得了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贊同。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農業生産相助相助的決議(草案)》。草案指出，中國農民在土改基礎上所發揚起來的生産積極性，集中地表現在兩種積極性上，即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勞動相助的積極性。黨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但是要“凭据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相助的積極性”。1953年國家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統購統銷)，基本取消糧食等主要農産品的自由市場，限制農村的商業投機；鼎力大举發展供銷相助，削弱都市資本主義和農村小資産階級自發勢力的聯系；鼎力大举發展信用相助，縮小農村中高利貸活動的地盤。這樣，既保證了人民對糧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又爲全面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革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農業相助化的基本方針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産相助社的決議》總結相助相助運動的經驗，归纳综合提出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幾種過渡性經濟組織形式。第一是相助組，這具有社會主義的萌芽。第二是初級農業生産相助社，在土地及牲畜、大農具私有的基礎上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有較多的公共財産，實行土地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這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三是高級農業生産相助社，將土地及其他主要生産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接纳這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是中國農業相助化運動中的一項重要的創造。

實踐證明，中國共産黨對農業相助化運動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由此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點的農業相助化门路。其基本原則和方針是：

第一，在中國的條件下，可以走先相助化、後機械化的门路。在土地革新基本完成後，及時將“組織起來”作爲農村事情的一件大事來抓。

第二，充实利用和發揮土改後農民的兩種生産積極性，通過相助組、初級農業生産相助社、高級農業生産相助社這種由低到高的相助相助的組織形式，實行積極發展、穩步前進、逐步過渡的方針。

第三，農業相助相助的發展，要堅持自願和互利的原則，接纳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要领，發展一批，鞏固一批。

第四，要始終把是否增産作爲权衡相助社是否辦好的標准。

第五，要把社會革新同技術革新相結合。在實現農業相助化以後，國家應努力用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發展農業經濟。

農業相助化的發展和基本完成農業相助化的前期，發展是康健的。到1954年底，相助組從1951年底的400多萬個發展到近1000萬個；初級社從1951年底的300多個增加到1953年的1.4萬個，1954年秋爲10萬個，1954年底猛增到48萬個。參加相助相助的農戶，從1951年底的2100萬戶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萬戶，在全國農戶總數中的比重從19.2％增加到60.3％。當時80％以上的相助社都做到了增産增收。

1955年夏季，由于對農業相助化形勢的看法差异，在中國共産黨內部引發了關于農業相助化發展速度問題的一場爭論。同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相助化問題》的報告。報告對農業相助化運動的基本經驗作了比較全面的總結，闡明了農業相助化的基本门路、基本方針、基本政策，並對農業相助化同機械化、社會革新同技術革新的關系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是繼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兩個決議之後又一篇指導農業相助化的重要文獻。但在報告中，不點名地錯誤指責由鄧子恢主持的中央農村事情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站在群衆運動後面指手劃腳的“小腳女人”，從而將正常的黨內爭論說成是兩條路線的分歧。

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相助化運動加速發展，出現了農業相助化热潮。到1956年底，農業相助化基本完成。加入相助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達到87.8％。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選，由于要求過急，事情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盡管如此，農業相助化在總體上是乐成的。

在農業相助化運動期間，從1953年到1956年，農業生産力不斷發展，全國農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4.8％。農民安居樂業，生産有所發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國農村在發展穩定的氣氛中完成了從幾千年的疏散個體勞動向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曆史性轉變。這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進步。至于在土地等生産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如何接纳更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則是需要長期探索才气解決的，並且需要隨著農村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不斷加以完善。

手工業相助化的實現在推進手工業相助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産黨接纳的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手工業相助化的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産相助小組、手工業供銷相助社得手工業生産相助社，步驟是從供銷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實行社會主義革新和生産革新。農業相助化的迅猛發展，也極大地加速了手工業相助化的法式。1955年底，黨和國家提出要在兩年內基本完成手工業相助化。實際上，由于改變了過去按行業分期、分批、分片革新的辦法，而接纳手工業全行業一起相助化的辦法，到1956年底，參加相助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手工業的相助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贖買政策的實施

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在農業相助化運動迅速發展的同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新也開始積極推進。

中國資産階級有兩個部门，即权要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對它們接纳了差异的政策。對权要資産階級即中國的大資産階級，是把他們作爲敵人，在政治上推翻他們的統治，在經濟上沒收他們的資本。民族資産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具有兩面性。他們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革新的一面。對民族資産階級，是把他們作爲朋友，在團結他們的同時，用宁静的要领逐步地革新他們。

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社會主義革新，就是要把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革新成爲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並對民族資産階級實行贖買政策。接纳這樣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時期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如增加産品供應、擴大商品流通、維持工人就業、爲國家提供稅收等)，又有利于爭取民族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並減少他們接受社會主義革新的阻力。

在中共中央醞釀並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1953年2月，毛澤東提出：“對民族資産階級，可以接纳贖買的辦法。”同年春，李維漢率中共中央統一戰線事情部調查組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後，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改組和革新的經驗，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是我們革新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這個報告，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革新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後，又確定對私營商業也搞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接纳單純“排擠”的方針。這樣，利用、限制、革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就全面地確定下來了。同年9月，毛澤東在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革新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在人民政府治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它有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區別。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仍由資本家經營，它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通過訂立条约等辦法，在企業外部建设這樣那樣的聯系。其形式，在工業中有收購、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商業中有經銷、代銷、代購代銷、公私聯營等。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公私合營。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原來的資本主義企業同社會主義經濟的聯系已經不僅限于流通領域，而是深入到了企業內部，深入到了生産領域。社會主義經濟在企業中已經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了。

新中國建设初期，著重發展的是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關于有步驟地將有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革新成爲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起來。開始時，主要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在這種合營企業中，公方代表已經居于領導职位。企業利潤接纳“四馬分肥”的辦法，即分爲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股金紅利四個部门。企業收益大部门歸國家和工人，資本家所得不足四分之一。這種企業已經具有差异水平的社會主義性質。1955年，合營工業的産值占到全部私營工業産值(包罗已合營的在內)的49.6％。這——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業先後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這時，國家對資本家原有的生産資料進行清理估價，以核實私股股額；在合營期間，每年發給資本家5％的股息，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這些企業基本上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除資本家領取定息外，同國營企業已經沒有原則的區別。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範圍內完玉成行業公私合營。到這年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的99％、私營商業戶的82.2％，都走上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门路。

宁静贖買政策的實現經過國家資本主義來革新資本主義工商業意味著國家對資本家接纳宁静贖買的政策。中共中央在《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革新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我們對于資産階級，第一是用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要领，有償地而不是無償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變資産階級的所有制；第二是在革新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以须要的事情部署；第三是不剝奪資産階級的選舉權，並且對于他們中間積極擁護社會主義革新而在這個革新事業中有所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以恰當的政治部署。在資産階級沒有別的出路的條件下，這是他們能夠接受的方案。”

對資産階級實行贖買，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設想。十月革命後，列甯计划在俄國對“文明的資本家”接纳這種做法，但俄國資産階級不接受。中國共産黨把這種設想付諸實施並取得乐成，資産階級中的絕大多數人公開体现接受這樣的方案。凭据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時审定的資本家所有的資産，總數爲24.2億元人民幣。在贖買政策的實施過程中，資本家先後共獲得人民幣32.5億元，超過了其原來所有的資産總額。資本家的所得包罗：1949年至1955年間的利潤13億元，1955年至1968年的定息11億元，高薪8.5億元。

在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時候，國家爲資本家部署了事情，許多人擔負了一定的領導職務。這既有利于發揮他們在經營治理方面的特長，又可以爲使他們成爲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創造條件。國家還部署他們進行學習和組織他們到各地參觀訪問，幫助他們了解國內外形勢，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許多原工商業者提高了覺悟，擁護共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爲國家建設事業做出了貢獻。

鄧小平說：“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革新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曆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國共産黨領導全體工人階級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革新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相助用。”

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全面確立

社會主義革新的基本完成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革新的基本完成，基本實現了改變生産資料私有制爲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曆史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全面地建设起來了。這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標志。1952年，各種經濟成份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19％，相助社經濟1.5％，公私合營經濟0.7％，個體經濟72％，資本主義經濟7％。就是說，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合計爲了9％，占到國民收人的絕大部门。到1957年，各種經濟成份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33％，相助社經濟56％，公私合營經濟8％，個體經濟3％，資本主義經濟0.1％。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相助社經濟和基本上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合計爲97％，占到了國民收入的絕大多數。這是社會主義革新的主要结果。這讲明，中國已經勝利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共中央原計劃用十八年的時間而實際上只用了七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新就基本完成了。由于進展急促，事情中也有缺點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後農業相助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革新中存在問題，前面已經講過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革新，也有急于求成的缺點；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只有輕微剝削的小業主本來是應當引導他們走相助化门路的，卻把他們與資本家一起帶進了合營企業；對于一部门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同時，在對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認識上和對計劃經濟的理解上也有局限性。盡管如此，從基础上說，對于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革新是切合于客觀需要的，完成這些革新是一件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情。

社會主義革新是在生産關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場偉大的變革，它對生産力的發展直接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革新期間，即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産值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益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在革新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相助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1955年，公私合營工業比私營工業的工人勞動生産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合營工業的産值比1955年增加了32％。農業生産在這期間基本上也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農業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農業總産值還是增長了4.9％。值得提出的是，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農田水利建設事業是大大地發展了。僅1956年一年所興修的農田水利工程的浇灌面積即達1.5億畝，當年受益的達l億畝。這即是解放前全國所有水利設施的浇灌面積的一半，即是新中國建设後六年中發展的浇灌面積的兩倍。當年受災農田面積達兩億數千萬畝，除八千萬畝因毀滅性的災害失收外，其余都依靠集體的力量大大減輕了災害。這就是1956年爲什麽在災害嚴重的情況下，能夠實現農業顯著增産的基础原因。

社會主義革新的勝利，爲中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奠基了基礎，開辟了门路。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爲社會主義所有制，這就使社會生産力從舊的生産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取得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好的現代化發展速度鋪平了门路。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第二個曆史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新盡管存在某些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勝利。”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國建设後，我們黨創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實現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门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征程。”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爲了解放生産力。在社會主義革新基本完成後，中國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爲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配合富足而奮鬥。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確立，正是爲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爲中國以後一切的進步和發展，奠基了基礎。

中國是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情況下進入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正如鄧小平所說，“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産階級的政黨，有了开端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甯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産力論一樣。”另一方面，由于經濟文化比較落後，正如黨後來指出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還只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或者說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經過生産力的巨大發展，是不行能越過這個階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