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主革新五十年》白皮書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二日下午发表《西藏民主革新五十年》白皮書，介绍西藏实行民主革新、破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历程和五十年来发生的巨变。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民主革新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二○○九年三月二日?北京

目 录

前 言

一、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

二、波瀾壯闊的西藏民主革新

三、半個世紀西藏的曆史性巨變

結束語

前 言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行支解的一部门。宁静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實行民主革新、廢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设後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曆史任務。

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十四世達賴喇嘛作爲藏傳释教格魯派首領，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腦，集政教大權于一身，是西藏封建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占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占有著西藏絕大部门生産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産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極其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掙紮在極端貧困的悲慘境地中，基础談不上做人的權利。長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窒息了西藏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西藏社會日益走向沒落和衰敗。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于宁静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羁絆，實現宁静解放，爲西藏與全國一起實現配合進步與發展創造了基本前提。

《十七條協議》肯定了革新西藏社會制度的须要性，強調“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革新”，但是，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對革新接纳了十分慎重的態度，以極大的耐心、寬容和誠意，勸說、期待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主動進行革新。但是，在帝國主義勢力策動支持下，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面對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革新要求，基础反對革新，頑固堅持“長期不改，永遠不改”，企圖永遠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爲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基础利益，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了武裝叛亂。與此同時，在西藏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衆性民主革新運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開創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這是西藏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西藏社會發展和人權進步的劃時代的重大曆史事件，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史和世界人權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巨大進步。

半個世紀以來，獲得解放的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關心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以主人翁的姿態和空前的熱情投身建設新社會、創造新生活的偉大進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西藏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西藏的社會制度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現代化建設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社會面貌發生了排山倒海的曆史性變化，人權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進展。

今年是西藏實行民主革新50周年。回顧西藏實行民主革新這一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和50年來西藏廣泛深刻的曆史巨變，揭示西藏社會發展的規律，用事實揭穿達賴集團在“西藏問題”上散布的各種謊言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本來面目，有助于澄清曆史是非，讓世人更好地了解一個真實的西藏、發展變化的西藏。

一、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

1959年民主革新前，西藏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由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的農奴主階級對廣大農奴和奴隸進行極其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西藏人民災難深重、生存維艱，西藏社會陷入極度貧窮落後和封閉萎縮的狀態。

——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式社會形態。關于舊西藏的社會形態，1904年到過拉薩的英國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有詳細的記載。他說，當時的西藏，“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巫術、靈童轉世以及要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注1)舊西藏社會制度的最顯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層和寺廟勢力龐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統治者，也是最大的農奴主之一，擁有衆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支配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說，“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纵然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爲力”。(注2)據統計，民主革新前，西藏共有寺廟2676座，僧衆114925人，其中巨细活佛等上層僧侶約500人，掌握經濟實權的僧侶共4000余人。當時西藏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爲僧。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數一度超過1.6萬人，共占有莊園321個、土地14.7萬多克(1克相當于1畝)、牧場450個、牲畜11萬頭，占有農牧奴6萬多人。宗教勢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获得惡性膨脹，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資源和絕大部门物質財富，禁锢著人們的思想，成爲妨礙生産力發展的沈重枷鎖。20世紀20年代曾作爲英國商務代表留駐拉薩多年的查爾斯?貝爾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說，達賴喇嘛之所以能隨心所欲地進行賞罰，就在于他的政教合一职位，他既掌握著農奴今生的生殺予奪大權，又掌握著他們“來世”的命運，並以此作要挾。(注3)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深刻地指出，“在西藏，社會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標與行爲淩駕一切的價值系統之上”。“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饰演了主要角色”。還說，宗教和寺院集團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沈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的能力”。(注4)

——三大領主占有絕大部门生産資料。舊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门牲畜，都由約占人口5%的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及其署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窮”(意爲冒煙的小戶)是農奴，他們沒有生産資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種份地維持生計。另有約5%的“朗生”是世代奴隸，被當成“會說話的工具”。據17世紀清朝初年統計，當時西藏約有耕地300萬克，其中30.9%爲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爲貴族占有，39.5%爲寺院和上層僧侶占有。此後，三大領主壟斷生産資料的狀況基本沒有改變。據統計，民主革新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農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當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銀200多萬兩，牛羊300頭，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手上有黃金16萬兩，白銀9500萬兩，珠寶玉器2萬多件，有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1萬多件，其中價值數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鬥篷100多件。

——三大領主占有農奴的人身。舊西藏地方政府規定，農奴只能牢固在所屬領主的莊園土地上，不得擅自離開，絕對禁止逃亡。農奴世世代代依附領主，被束縛在莊園的土地上。通常人力和畜力能種地的，一律得種差地，並支烏拉差役。農奴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就被收回牲畜、農具、差地，淪落爲奴隸。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産支配，可隨意用于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1943年，大貴族車門?羅布旺傑把100名農奴賣給止貢地區噶珠康薩的僧官洛桑楚成，每個農奴的價錢是60兩藏銀(15兩藏銀約合一塊銀元)，另外，他還把400名農奴送給好事林寺，抵3000品藏銀(1品約合50兩藏銀)債。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正如當時的民諺所說：“生命雖由怙恃所生，身體卻爲官家占有。縱有生命和身體，卻沒有做主的權利。”農奴的婚姻必須取得領主的同意，差异領主的農奴婚嫁要繳納“贖身費”。農奴生小孩要到領主那裏繳納出生稅，登記入冊，農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終身爲農奴的命運。

——森嚴的等級制度。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执法上的职位不平等。《法典》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統貴賤、職位崎岖而定”。上等人是爲數極少的大貴族、大活佛和高級官員；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員、下級軍官以及三大領主的署理人；下等人是占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法典》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崎岖。”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價爲與其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僅爲草繩一根。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生存的《禁绝收留鐵匠後裔的報告》記載：1953年，堆龍德慶縣一個鐵匠的後裔在十四世達賴喇嘛身邊做事。當十四世達賴喇嘛發現他是鐵匠的後代後立即將其趕走，並命令通常身世金銀鐵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級人，不能在政府裏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級家庭通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指出，人類平等是释教教義中的一個要素。但是，不幸的是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设自己的等級制度。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其时的西藏地要领典划定：农奴如果“冒犯”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差异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未来，以儆效尤”。农奴“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械击之；不受主人约束者拘捕之；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黎民碰撞官父老拘捕之”。差异品级的人冒犯同一刑律，其量刑尺度和处置要领也大不相同。其时西藏的法典划定：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主人受伤较重的，要砍掉仆人手和脚；如果主人打伤仆人，医疗即可；如打伤活佛，则犯了重罪，要挖眼、剁脚、断手或处以种种各样的死罪。20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俄国人崔比科夫在《释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工业而受随处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域和送给贵族或各宗主座为奴。最重的处罚自然是死刑，措施是将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或从悬崖上抛下去(在日喀则如此)”。(注5)英国人大卫?麦唐纳在《西藏之写真》中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将监犯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肢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 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注6)

寺庙和贵族都有牢狱或私牢，可以自碧鞠⑦，私设公堂，处罚农奴和奴隶，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残酷的刑具。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设立的私人寺庙治理機構赤江拉让就曾经打死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500多人，有121人被关进牢狱，89人被流放，538人被欺压当奴隶，1025人被欺压逃亡，有72人被拆散婚姻，484名妇女被强奸。

現存的20世紀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布典頭目的一封信件內稱：“爲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爲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抛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爲達賴念經做法事要用人血、人頭骨和人皮，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的殘忍和血腥由此可見一斑。

——沈重的賦稅和烏拉剝削。農奴主對農奴剝削的主要形式是包罗徭役、賦稅、地(畜)租在內的烏拉差役。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就達200多種。農奴爲地方政府和莊園領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農奴戶勞動量的50%以上，有的高達70%至80%。在封建莊園內，農奴主將土地分成兩個部门：一大部门相對肥沃的土地，留作莊園的自營地；另一部门貧瘠的、邊遠的土地則是以奴役性的條件分給農奴使用的份地，農奴爲了使用份地，必須自帶農具、口糧，在莊園的自營地上進行無償勞動，剩余的時間才气在自己的份地上勞動。在農忙或農奴主有事時，還要出人畜力無償地爲農奴主搬運物資、修建衡宇，或做其他雜役勞動。除了莊園內差外，農奴還得給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屬機構支差，其中負擔最重的是運輸差，西藏地廣人稀，交通未便，各種物資的運輸全靠人背畜馱。

據民主革新前調查，屬于十四世達賴的攝政達紮的達隆绛莊園共有土地1445克，全勞力和半勞力農奴81人，全年共支差21266天，折合勞動量爲67.3人全年服勞役，即83%的農奴全年無償地爲農奴主支差服役。位于山南地區乃東縣雅砻河畔的克松莊園，是大貴族索康?旺清格勒的莊園之一。民主革新前，該莊園有農奴59戶302人，土地1200克。每年莊園主索康及其署理人攤派的稅收18項、差役14項，占勞動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攤派的稅收9項，差役10項，占勞動日2700多天；熱烏曲林寺攤派的稅收7項、差役3項，占勞動日900多天；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年要給三大領主服210多天的無償勞役，提供和繳納1600多斤糧食、100兩藏銀。

——惊人的印子钱盘剥。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门“供养”收入作为印子钱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纪录，共放印子钱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西藏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凭据1959年的视察，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8728斤；放藏银571058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印子钱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印子钱，债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至20%。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90%以上。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欠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连保债、团体摊派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墨竹工卡县仁庆里乡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债50克，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是债主说他还欠10万克粮食。东嘎宗农奴丹增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丹增还不起债，只得逃往他乡，妻子被逼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社會停滯不前、瀕臨崩潰。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嚴重窒息了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得西藏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直到20世紀中葉，西藏社會仍然處于極度封閉落後的狀態，現代工商業和現代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幾乎是空白，農業生産長期接纳原始的耕作方式，牧業生産基本接纳自然遊牧方式，農牧品種單一退化，勞動工具得不到改進，生産力水平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極其低下。廣大農奴饑寒交迫，生存維艱，因饑寒貧病而死者不計其數。拉薩、日喀則、昌都、那曲等城鎮中，乞丐成群，到處可見滿街要飯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指出，雖然有人聲稱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種蔬菜，但是1940年對藏東地區的一項調查讲明：38%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面或豆面攙和在一起的野草。“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大量事實證明，到20世紀中葉，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在西藏已經走到了盡頭。西藏社會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廣大農奴爲擺脫絕境不斷發動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曾任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曾指出：“各人均認爲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注7)

二、波瀾壯闊的西藏民主革新

實行民主革新，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一定要求，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務，更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唯一出路和廣大西藏人民的迫切願望。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實行民主革新，廢除了極端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完成了西藏曆史上劃時代的偉大變革，深刻地改變了西藏人民的命運。

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配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建设，北平、湖南、雲南、新疆、西康等省市在此前後相繼以宁静方式實現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決定對西藏也接纳宁静解放的方針，並于1950年1月正式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宁静解放”。1951年2月，十四世達賴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爲首席全權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等四人爲代表，赴北京全權處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事宜。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簽訂了關于宁静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宁静解放。宁静解放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羁絆，打破了西藏社會長期封閉、停滯的局面，爲西藏的民主革新和發展進步創造了條件。

《十七條協議》获得西藏各族人民的贊成和擁護。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開有全體僧俗官員、三大寺代表參加的大會，對《十七條協議》進行專門討論，認爲該協議“對于達賴之宏業，西藏之佛法、政治、經濟諸方面，大有裨益，無與倫比，理當遵照執行”。十四世達賴喇嘛于10月24日致電毛澤東主席，体现“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于宁静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1954年，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禅聯袂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分別當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充实肯定三年多來執行《十七條協議》取得的成績，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則和規定体现熱烈擁護。1956年4月22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在籌委會建设大會上致詞時再次肯定《十七條協議》使西藏人民“充实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灼烁大道”。

革新西藏社會制度是貫徹執行《十七條協議》的應有之義。《十七條協議》第十一條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革新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革新，人民提出革新要求時，得接纳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要领解決之”。西藏宁静解放後，西藏廣大人民要求革新的呼聲日益高漲，西藏許多上中層的開明人士也認識到，如不革新舊制度，西藏民族斷無繁榮兴盛的可能。但是，考慮到西藏曆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社會制度的革新接纳了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極爲寬容的政策，耐心勸說和期待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主動進行革新，並給他們以充实的時間。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實際，又作出“六年不改”的決定，期待西藏上層的覺悟。1957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印度期間向達賴、班禅及隨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員轉交了毛澤東主席的信，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強調六年不改，六年之後是否革新，仍然由西藏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凭据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革新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衆和領袖人物認爲可行的時候，才气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期間不進行革新。在第三個五年計劃(1963-1967年)期內是否進行革新，要到那時看情況才气決定。”可以說，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仁至義盡，作出了最大讓步。

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爲維護農奴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特權，基础反對革新，企圖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他們蓄意違背和破壞《十七條協議》，變本加厲地策劃了一系列破裂祖國的活動，直至發動武裝叛亂。1952年三四月間，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魯康娃和洛桑紮西黑暗支持非法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騷亂鬧事，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要求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1955年5月，十四世達賴由內地返藏途經四川省，隨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達賴副經師赤江借口佛事活動，分別走北路經甘孜、德格，走南路經鄉城、理塘，沿途會見當地土司和寺院住持，策動武力對抗民主革新。西藏“人民會議”領導人阿樂群則一行5人以迎接達賴回藏爲名，專程赴西康省雅安、康定等地，協同赤江，與理塘寺住持、反動頭人及長期潛伏在理塘寺的國民黨特務歃血盟誓，組織策劃武裝叛亂。1957年，洛桑三旦(達賴的三哥)授意昌都江達宗頭人齊美貢布按“達賴的指令”，糾合叛亂武裝發動局部叛亂。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倫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建设了“四水六崗”叛亂組織，稍後又建设號稱“衛教軍”的叛亂武裝，公開打出“西藏獨立”和反對革新的口號，叛亂活動愈演愈烈。武裝叛亂分子竄擾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區，破壞交通，襲擊中央派駐當地的機關、部隊，到處搶掠財物，殺戮幹部，殘害人民，奸淫婦女。

對此，中央人民政府一再嚴正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負責懲辦叛亂分子，維護社會治安。但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錯誤判斷形勢，把中央的耐心期待和忍讓看作是軟弱可欺。他們宣稱：“九年來，漢人動也不敢動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一大批武裝到拉薩，一打漢人准跑；如果不跑，我們就把達賴佛爺逼往山南，聚集力量，舉行抨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

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拉薩經過精心策劃，挑起了全面武裝叛亂。2月7日，十四世達賴喇嘛主動向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等提出：“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給部署一下。”鄧少東等當即体现歡迎，並請達賴確定演出時間、地點，同時將達賴的這一願望告訴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倫和達賴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爲登等人。3月8日，達賴確定3月10日下午3時到西藏軍區禮堂看演出。3月9日晚，拉薩米本(治理拉薩老城區治安的官員，相當于現在拉薩市城關區公安局長)卻煽動市民說：達賴喇嘛明天要去軍區赴宴、看戲，漢人准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達賴喇嘛駐地羅布林卡請願，請求他不要去軍區看戲。越日晨，叛亂分子脅迫2000多人去羅布林卡，散布“軍區要毒死達賴喇嘛”的謠言，召唤“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的口號。叛亂分子還打傷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倫、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桑頗?才旺仁增，用石頭將愛國進步人士、自治區籌委會委員堪窮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並拴在馬尾上拖屍到市中心示衆。隨後，叛亂頭目連續召開所謂“人民代表會議”、“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西藏獨立”，全面發動武裝叛亂。

雖然羅布林卡受到叛亂分子控制，同達賴喇嘛的聯系十分困難，中央駐西藏署理代表譚冠三仍設法通過愛國人士先後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給達賴喇嘛三封信。譚冠三在信中体现體諒達賴喇嘛的處境，關心他的宁静，並指出叛亂分子放肆地進行軍事挑釁，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達賴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後給譚冠三複信三封。信中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借口保護我的宁静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爲，使我無限憂傷……以保護我的宁静爲名而制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在16日的信中，他還体现，已對地方政府官員等進行了“教育”和“嚴厲地指責”，並体现幾天後還可能到軍區去。但是，3月17日夜，達賴喇嘛與噶倫索康、柳霞、夏蘇等叛亂頭目一起逃離拉薩，前往叛亂武裝的“根據地”山南。叛亂失敗後，又逃往印度。

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後，叛亂分子調集約7000人，于3月20日淩晨向在拉薩的黨政軍機關發動全面進攻。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在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情況下，于當日上午10時衔命進行反擊。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軍，僅用兩天時間，便一舉殲滅了集結在拉薩地區的叛亂武裝，平息了拉薩的叛亂。之後，又繼續迅速平息了西藏其他地區的叛亂活動。

正如毛澤東主席指出的：“達賴要叛亂的陰謀從1955年由北京回去後就開始了。1957年初他從印度回來，到1958年部署了兩年。”1959年逃亡國外後，十四世達賴及其政治集團更是果真建设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公開宣布“西藏獨立”，重新組建叛亂武裝，在中國邊境進行多年的軍事襲擾，在國際上長期從事反華活動，在西藏和其他藏區策動多起騷亂事件，在破裂祖國的门路上越走越遠。

西藏的武裝叛亂，從一開始就获得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據西方某媒體1971年1月26日報道，1957年2月，某國情報機構在太平洋某島訓練了“四水六崗”叛亂分子。從1956年到1957年，該情報機構先後遴選了170多名叛亂分子到該國的“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受訓。接受訓練後的數百名藏人被空投回西藏，隨身配備了手提機槍，脖子上還挂著裝有達賴相片的小金盒。該情報機構共訓練了2000名西藏人遊擊隊。1958年7月和1959年2月，該情報機構向“四水六崗”叛亂武裝進行了兩次武器空投，包罗403支步槍、20挺輕機槍和60箱手榴彈，以及幾口袋印度盧比。1958年11月，該情報機構通過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占領區，向山南叛軍運送了226馱武器裝備。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物資，經協噶爾運給山南叛亂武裝。該情報機構先後對康區叛軍進行了30多次空投，投下的物資多達250噸，包罗近萬支M-1步槍、沖鋒槍等槍械以及輕便的57無後坐力炮和高射機槍。據另一西方媒體1999年8月16日的文章說：1957年至1960年，西方某國給西藏遊擊隊空投了400多噸物資。該國“每年在西藏行動中共花費資金高達170萬美元”。

在達賴出逃途中，上述情報機構改裝一架飛機沿途空投物資，以無線電與叛亂武裝及四周各情報站聯絡，並將全部逃亡過程記錄在案。香港一媒體1974年2月11日的報道透露：據參與這次行動的人員說，達賴喇嘛離開他的首府是西方某情報機構策劃的。該國的間諜飛機曾飛入西藏數百英裏，對達賴集團進行空中掩護，空投食品、地圖、收音機和金錢，還掃射中國的陣地，並爲這次行動拍攝了影片。

鑒于西藏上層反動統治集團已經完全走上叛國的门路，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國務院命令，決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由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署理主任委員職務。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邊平叛邊革新”的方針，領導西藏人民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革新運動，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實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權利。

——廢除封建農奴制的壓迫和剝削，解放百萬農奴和奴隸。1959年中央政府下令平息西藏叛亂後，立即解散了壓迫西藏人民數百年的噶廈政權及其所屬的軍隊、法庭和監獄，廢止了舊西藏法典及其野蠻刑罰。緊接著，有計劃、有步驟地在農區開展了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制度、反對奴役和進行減租減息的“三反雙減”運動，在牧區開展了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兩利的“三反兩利”運動，在寺廟開展了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封建剝削和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的“三反三算”運動，在城鎮開展了反叛亂、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剝削、反封建特權和減租減息的“四反雙減”運動，並分期分批地對邊境地區進行民主革新，徹底廢除了農奴、奴隸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廢除了封建制度、封建剝削和封建特權，廢除了烏拉差役和高利貸債務。

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從此獲得翻身解放，成爲國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他們的生命宁静和人身自由從此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执法的保障，不再遭受農奴主的政治壓迫、強迫勞動和非人待遇，不再遭受沈重的差稅和高利貸剝削。在民主革新中當選爲西藏第一個農民協會主任的尼瑪次仁，曾經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農奴。旺青格勒曾說：“尼瑪次仁是我的財産，我願意把他揉成團裝在口袋裏，隨我；我高興把他拉成條圍在腰上也由我。”民主革新後，尼瑪次仁說：“現在有执法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誰的私人財産，活得心裏真敞亮。”次仁拉姆曾做過30多年的農奴，1959年民主革新以後，她在山南地區乃東縣結巴鄉組織了第一個“朗生相助組”，後來她擔任了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實行土地革新，廢除封建農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農奴和奴隸成爲土地的主人。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通過《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決議》，決定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一律沒收，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由國家出錢贖買後，分配給農奴和奴隸。據統計，在民主革新中，國家共支付4500多萬元對1300多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和署理人的90萬畝土地和82萬多頭牲畜進行贖買。共沒收和贖買農奴主土地280多萬畝，分給20萬戶、80萬農奴和奴隸，農奴和奴隸人均分得土地3.5畝多。世代爲奴的勞動人民站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徹夜狂歡，他們歡呼：“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的身上。現在達賴的太陽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第一次成爲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的主人，煥發出了空前的生産和生活熱情，迅速改變了西藏的社會面貌和生活條件。據統計，土改基本完成的1960年，西藏全區的糧食總産比1959年增長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長17.5%。牲畜存欄頭數1960年比1959年增長10%。在民主革新中，西藏建设起第一個供銷社、第一個農村信用社、第一所民辦小學、第一所夜校、第一個識字班、第一個電影放映隊、第一個醫療衛生機構。1959年底，拉薩市區建设居民委員會28個，先後安置8700多名貧苦遊民和乞丐就業，救濟8500多名生活困難的貧民，收容120多名孤、老、病、殘者。1960年，納金水電站建成發電，拉薩普通市民首次用上了電燈。1959年至1960年兩年內，西藏建设起幾十個現代化小型工廠，培養了2萬多名藏族工人。90%的縣通了公路，公路全長達到1.25萬多公裏。

——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民主革新對參加叛亂的寺廟的土地、耕畜等生産資料一律沒收，對沒有參加叛亂的寺廟的生産資料實行贖買政策。在民主革新中，一方面，明令規定切實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愛國守法的寺廟，保護人民有當僧尼的自由和僧尼還俗的自由，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不受幹涉，保護有曆史意義的寺廟和文物奇迹。另一方面，實行“政治統一，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的方針，廢除寺廟在經濟、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權，廢除寺廟的封建占有、封建剝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廟內部的封建治理和等級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寺廟內的公共資金和財産實行民主治理，作爲生産基金和供給寺內僧尼的生活與正常宗教活動之用；寺廟的僧尼按勞動力情況分得的土地，由寺廟治理委員會統一治理，組織生産；寺廟內收入不夠正當開支時，由政府予以補助。通過民主革新，西藏所有寺廟均選出了治理委員會，實行民主治理。民主革新去掉了宗教被封建農奴制玷汙了的東西，恢複了宗教的本來面目，有效保障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爲西藏實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基了基礎。

——建设人民民主政權，保障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後，翻身解放的西藏各族人民建设起人民民主政權。到1960年底，西藏建设了1009個鄉級政權、283個區級政權，78個縣(包罗縣級區)和8個專區(市)建设了人民政權。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幹部達到1萬多人，其中鄉級幹部全是藏族，區級幹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幹部擔任了縣以上領導職務。4400多名翻身農奴和奴隸成長爲基層幹部。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昔日的農奴和奴隸破天荒第一次獲得當家作主的權利。百萬翻身農奴和奴隸穿著節日盛裝，手捧哈達，興高采烈地參加投票，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和高度負責的精神行使民主權利，選舉産生了基層各級權力機關和政府。1965年8月，西藏鄉縣選舉事情完成，有1359個鄉、鎮進行了基層選舉，有567個鄉、鎮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西藏約92%的地方建设了以翻身農奴和奴隸爲主的鄉人民政權，54個縣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選出了正副縣長，建设了縣人民委員會。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乐成召開，西藏自治區正式宣告建设。出席大會的301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占80%以上，西藏上層愛國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占11%多，藏族代表中絕大多數是翻身農奴和奴隸。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设爲西藏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通過波瀾壯闊的民主革新，僅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就消滅了在西藏延續數個世紀的封建農奴制度，迅速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使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獲得了解放，使西藏社會的面貌煥然一新，開創了西藏發展的新紀元。這是西藏社會進步和人權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變革，爲西藏社會的跨越式發展確立了嶄新的起點。

三、半個世紀西藏的曆史性巨變

民主革新50年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態迸發出創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熱情，推動西藏經濟社會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曆史性成就。

——社會制度實現了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當家作主權利有了制度保障。1965年，西藏自治區建设，標志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確立，實現了西藏社會制度從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從此進入了當家作主的新時代。昔日的農奴和奴隸從此享有了平等參與治理國家事務和自主治理当地區和本民族事務的政治權利。西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一樣，享有了國家憲法和执法規定的所有權利。他們依法直接選舉縣、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由這些代表選舉出席全國和自治區、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依法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參與治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力。2007年，在西藏的自治區、地(市)、縣、鄉(鎮)四級換屆選舉中，參選率達到96.4%，有些地方參選率達到100%。經過直接和間接選舉産生的34000多名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94%以上。目前，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區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爲藏族公民，門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

西藏人民自主治理本民族当地區事務的權利受到保障。1965年以來，西藏自治區曆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擔任，各級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主要領導都是藏族公民。西藏自治區各級檢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負責人也均由藏族公民擔任。目前，在自治區、地(市)、縣三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公民占77.97%。

西藏自治區不僅享有省級國家機關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而且有權根據当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決定当地的事務，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指示，如有不適合西藏地方實際情況的，西藏自治機關可以報請批准變通執行或停止執行。據統計，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自1965年以來，共制定了250余件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內容涉及政權建設、經濟發展、文化教育、語言文字、司法、文物保護、野生動植物和自然資源保護等許多方面，有效地維護了西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權益，促進了西藏各項事業的發展。

——經濟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社會面貌日新月異。50年來，中央政府爲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對西藏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在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給予強有力的支持。據統計，僅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1951年至2008年，國家就累計投入1000多億元。1959年至2008年，中央財政向西藏的財政轉移支付累計達到2019多億元，年均增長近12%。其中，2001年至2008年累計達1541多億元。1994年以來，中央先後部署60多個中央國家機關、全國18個省市和17個中央企業對口支援西藏經濟建設，截至2008年底，已累計投入對口援藏資金達111.28億元，部署6056個對口援藏項目，選派3747名援藏幹部進藏事情。在中央的關懷和全國的支援下，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據統計，1959年至2008年，西藏生産總值由1.74億元增長到395.9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65倍，年均增長8.9%。1994年以來，西藏生産總值年均增長達到12.8%，高于全國同期年均增長水平。1959年至2008年，西藏人均生産總值由142元提高到13861元，增加13719元。

舊西藏沒有一條公路，如今，以公路建設爲重點，航空、鐵路、管道運輸協調發展，形成了以拉薩爲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絡。2008年，西藏基本實現了縣縣通公路，公路通車裏程達到5.13萬公裏，比1959年的0.73萬公裏增加4.4萬公裏；客運量比1959年增加近107倍；貨運量比1959年增加11倍以上。以水電爲主，地熱、風能、太陽能等多能互補、點多面廣的能源體系逐步建成。1959年至2008年，西藏發電量年均增長16.8%，目前已有近210萬人用上了電，占總人口的73%。在農村推廣清潔能源，4.3萬戶農牧民用上了沼氣。通訊事業快速發展，基本實現了縣縣通光纜、鄉鄉通電話。牢固及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到156.2萬戶，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55部。

舊西藏農牧業基本靠天吃飯、靠天養畜，现在，農牧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高，防災抗災能力顯著增強，科技貢獻率達到36%。糧食産量由1959年的18.29萬噸增加到2008年的95萬噸；糧食平均畝産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近370公斤；年末牲畜存欄數由1959年的956萬頭(只)增加到2008年的2400余萬頭(只)。舊西藏沒有現代工業，如今，西藏已开端形成了以優勢礦産業、建材業、民族手工業、藏醫藥業爲支柱，包罗電力、農畜産品加工、飲食品加工制造等在內的富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2008年，西藏工業增加值已從1959年的0.15億元增加到29.68億元。現代商業、旅遊、飲食服務、文化娛樂等在舊西藏聞所未聞的新興産業飛速發展，成爲西藏第一大産業。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存和發展狀況获得極大改善。民主革新前，西藏農牧民沒有生産資料，幾乎終身負債，基础談不上純收入，2008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176元，1978年以來年均增長10.1%，2003年以來年均增長達到13.1%。2008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482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長21倍。民主革新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農牧民居住條件極差，城鎮居民人均不足3平方米。當時的拉薩城區僅有2萬人，而城周圍居住在破爛帳篷裏的貧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戶人。现在，西藏人民的居住條件获得了巨大改善。通過推進新農村建設、實施安居工程，已有20萬戶、百萬農牧民住進了宁静適用的新房。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到22.83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到33.00平方米。目前，從都市到農村都已开端建设起社會保障體系。2008年西藏“五保戶”的供養標准達到1600元。2006年西藏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農牧民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在全國率先建设了農牧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宁静解放前，西藏沒有一所現代醫療衛生機構，只有3所設備簡陋、規模很小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醫人員不足百人，加上農牧區的近300名民間藏醫，全區平均每千人不到0.4名醫務人員。天花、霍亂、性病、斑疹傷寒、猩紅熱、破傷風等疾病時常流行。宁静解放後特別是民主革新後，中國政府接纳各種措施預防疾病，很快就使一些嚴重危害人民康健的疾病基本获得控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藏消滅了天花，各類傳染病、地方病發病率大幅度下降。現在，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並逐步建设了以免費醫療爲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農牧民免費醫療補助人均達到140元。2008年，西藏共有衛生機構1339個，比1959年增加1277個；實有病床床位7127張，比1959年增加6647張；衛生技術人員9098人，比1959年增加8307人；每千人病床數和衛生技術人員數分別達到了2.50張和3.05人，比1959年分別增加2.11張和2.41人。隨著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西藏的人均預期壽命由宁静解放時的35.5歲增加到67歲。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有80歲至99歲的老人13581人、百歲以上的老人62人，是中國人均百歲老人最多的省區之一。西藏總人口由1959年的122.8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287.08萬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占95%以上。近50年是幾個世紀以來西藏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

——傳統民族文化获得保護和弘揚，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实尊重。政府接纳有力措施，促進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發展。西藏實行藏、漢語文並重，以藏語文爲主。目前，所有農牧區和部门城鎮小學實行藏漢文同步教學，主要課程用藏語授課。中學階段也同時實行用藏語和漢語授課，並堅持在內地西藏中學開設藏語文課。在高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招生考試中，藏語文作爲考試科目，成績計入總分。西藏自治區建设以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政府包罗政府所屬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和發布的通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法式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执法文書也使用藏文。各單位的公章、證件、標識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場、商店、賓館、餐館、劇場、旅遊景點和體育場館、圖書館等的標牌和街道、交通路標等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西藏人民廣播電台自1959年建台以來，始終以辦好藏語廣播爲重點，目前共開辦有42個藏語(包罗康巴語)節目(欄目)，藏語新聞綜合頻率每天播音達21小時15分鍾，康巴語廣播頻率每天播音17小時50分鍾。西藏電視台衛視頻道開播後，專門開設藏語頻道。2007年10月1日藏語衛視實現了24小時滾動播出。目前，西藏有14種藏文雜志、10種藏文報紙。藏文于1984年實現了信息化處理，並開發出與漢英兼容的藏文軟件操作系統。藏文編碼國際標准于1997年獲得通過，成爲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第一個具有國際標准的文字。

傳統民族文化遺産获得有效保護、傳承和發展。國家組織編輯出书了中國戲曲志、中國民間歌謠集成、民族民間舞蹈集成、諺語集成、曲藝集成、民族民間歌曲集成、戲曲音樂集成、民間故事集成等十大文藝集成志書西藏卷，及時搶救和有效保護了西藏大量重要文化遺産。國家將整理出书大型口頭說唱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作爲重點科研項目予以資助，現已搜集300余部，整理出书藏文版62部、漢譯本20多部，並有多部被譯成英、日、法文出书。民主革新後，布達拉宮、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紮什倫布寺、薩迦寺等均被列爲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和西藏地方財政先後部署7億多元，用于修複開放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各教派的重點寺廟。1989年到1994年，國家撥出5500萬元和大量黃金、白銀等珍貴物資對布達拉宮進行了一次大的維修。2001年起，又撥專款3.3億元，用于維修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文物奇迹。2007年，中央政府再次撥出5.7億元，用于“十一五”時期(2006-2010年)對西藏22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全面維修保護。這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是空前的。

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動受到保護。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處各類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充实滿足了信教群衆的需求。寺廟學經、辯經、受戒、灌頂、修行等傳統宗教活動和寺廟學經考核晉升學位活動正常進行。據不完全統計，西藏現有60余座學經班，學經僧人約6000人。活佛轉世作爲藏傳释教特有的傳承方式获得國家的尊重。西藏的宗教活動多種多樣，宗教節日頻繁舉行。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藏陸續恢複了各教派各類型宗教節日40余個。僧俗信教群衆每年都組織和參加薩噶達瓦節、雪頓節等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傳統活動。

——現代教育和新聞文化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文盲率高達95%。50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發展西藏教育事業，使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從1985年開始，在農牧區實行以投止制爲主的中小學校辦學模式，並對義務教育階段的農牧民子女實行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2008年，西藏73個縣(市、區)已全部實現普及六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文盲，其中70個縣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文盲率下降到2.4%。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5%，初中入學率達到92.2%，高中入學率達到51.2%。據統計，西藏現有小學884所、普通中學117所、教學點1237個。2008年，西藏人均受教育年限已達6.3年。2008年，西藏有本專科院校6所，在校學生近3萬人，高等教育入學率已達19.7%。還有中等專(職)業學校10所，在校生2.1萬人。20多年來，全國先後有20個省、直轄市的28所學校開辦內地西藏班(校)，有53所內地重點高中、90多所高等學校招收西藏班學生，累計招收初中生36727人，高中(中專)生30370人，高校本專科生1.2萬余人，爲西藏培養輸送了1.8萬余名各級各類建設人才。目前，內地西藏班在校生總數18640人。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科技隊伍不斷壯大，2007年各類專業技術人員達到46508人，其中，以藏族爲主的少數民族技術人員達31487人。一批博士、碩士、科學家、工程師等高級人才脫穎而出，成爲推動西藏發展的生力軍。

现代新闻文化事业从无到有，迅速生长。西藏现有2家图书出书社、2家音像出书社，有种种印刷厂35个，有果真刊行的报纸23种、期刊34种，全区7个地市都有藏汉两种文字的报纸。西藏有广播电视台9座，中波广播转播台39座，县级以上调频广播转播台76座，县级以上(含口岸)电视转播台80座，有线电视转播台76座，乡(镇)广播电视“村村通”站9111座。广播、电视人口综合笼罩率划分从1978年的18%和2%上升到2008年的88.8%和89.9%，实现了全区乡(镇)、行政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西藏现有影戏放映机构564个，治理機構82个，农牧区放映队478个，放映点7697个，影戏放映已笼罩到98%的行政村，全区农牧民每月人均看影戏1.64场。目前，西藏共有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257个，种种专业文艺演出团体10个，民间艺术团18个，群众性业余演出团体660个。新闻文化事业的生长为人民群众了解新闻、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缔造了条件，富厚了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結束語

50年滄桑巨變，西藏經曆了從黑暗走向灼烁、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足、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光輝曆程。當前，西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民生改善、民族團結、政通人和，正處于曆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曆史雄辯地證明，在12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實行民主革新，廢除延續了幾個世紀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百萬農奴和奴隸站起來，這不僅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國際禁奴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無疑是人類走向文明進步的曆程中彪炳千秋的一個偉大壯舉。沒有民主革新，就沒有占西藏人口95%的廣大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沒有西藏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就沒有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就沒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

曆史雄辯地證明，十四世達賴及其政治集團是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和極少數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是舊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壟斷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們與占西藏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存在著基础的利害沖突，與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存在著不行調和的深刻矛盾。這就決定了達賴集團頑固反對民主革新的一定性，決定了他們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決不會自動放棄自己的特權，也決不會宁愿宁可自己的失敗。50年前，爲了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及其特權“永遠不改”，達賴集團不惜發動以破裂祖國爲目的的武裝叛亂。叛逃國外50年來，他們也從來沒有放棄過恢複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圖謀。他們在境外建设和維持著以十四世達賴爲政教首腦的政教合一的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下，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破壞西藏發展穩定和破裂國家的活動。他們在國際上顛倒黑白，大造輿論，把自己裝扮成“西藏人民”的代言人，把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美化爲天堂式的“香格裏拉”，把實行民主革新、推動西藏發展進步指責爲“滅絕文化”、“毀滅宗教”、“侵监犯權”。這說明，十四世達賴及其政治集團是多麽不願意看到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覆滅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當家作主，多麽不願意看到農奴主階級特權的喪失和西藏各族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又是多麽希望複辟已被掃進曆史垃圾堆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多麽希望恢複他們失去的封建農奴主階級統治的“天堂”。這也說明，我們與達賴集團之間分歧和鬥爭的實質，基础不是自治與不自治的問題，而始終是進步與倒退、統一與破裂的鬥爭。

曆史雄辯地證明，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和奴隸，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破裂，是維護人權和國家主權的進步與正義的事業。曆史上，美國政府曾經爲了反南部门裂主義和奴隸制度，解放黑奴，不惜發動長達4年之久的大規模國內戰爭，耗費15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造成110多萬人員傷亡和不行估量的各種損失。領導這場戰爭的林肯總統因此而名看重史，至今仍爲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稱頌。達賴集團爲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悍然發動破裂祖國的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政府接纳措施平息叛亂，維護國家統一，解放百萬農奴和奴隸，其在人類曆史上的進步意義與美國國內戰爭息争放黑奴相比绝不遜色。然而，一些西方反華勢力卻無視客觀事實，顛倒是非，將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西藏封建農奴主的總代表十四世達賴吹嘘爲“人權衛士”、“宁静使者”、“精神領袖”，而將廢除封建農奴制、解放百萬農奴和奴隸的中國政府指責爲“侵监犯權”。這是十分荒謬的，也是發人深思的。事實上，所謂“西藏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妄圖朋分中國的産物，是近代帝國主義列強妄圖變中國爲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圖謀的一部门。1959年，達賴集團發動破裂國家的武裝叛亂就是在帝國主義勢力支持和策動下發生的。達賴集團叛逃國外以後，西方反華勢力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達賴集團“藏獨”破裂活動的慫恿、支持和訓練。這說明，所謂“西藏問題”基础不是什麽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而是西方反華勢力企圖停止中國、破裂中國、妖魔化中國的問題。

曆史也雄辯地證明，複辟沒有出路，破裂沒有前途。時代要前進，社會要進步，這是不行阻擋的曆史潮水。包罗西藏人民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的意志不行動搖，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门路、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意志不行動搖，推動西藏實現現代化、建設團結民主富足文明和諧的新西藏的意志不行動搖。達賴集團搞“西藏獨立”沒有出路，打著“高度自治”旗號謀求半獨立、變相獨立也沒有出路。達賴集團不論以什麽借口，妄圖在西藏開曆史倒車，恢複封建農奴制統治，這是飽嘗封建農奴制之苦、親曆新西藏之福的西藏各族人民堅決不會答應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只有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放棄任何複辟舊制度的圖謀，承認西藏是中國不行支解的一部门，解散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停止一切破裂國家的活動，才是唯一的出路。十四世達賴喇嘛必須對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行爲進行徹底的反思和基础的纠正。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到愛國立場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今後也是敞開的。

注 解

①埃德蒙?坎德勒：《拉薩真面目》(尹建新、蘇平譯，西藏人民出书社，1989年)。

②埃德蒙?坎德勒：《拉薩真面目》(尹建新、蘇平譯，西藏人民出书社，1989年)。

③查爾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馮其友等譯，西藏社會科學院印，1985年)。

④梅?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杜永彬譯，時事出书社，1995年8月第3次印刷)。

⑤崔比科夫：《释教香客在聖地西藏》(王獻軍譯，西藏人民出书社，1993年)。

⑥大衛?麥唐納：《西藏之寫真》(鄭寶善譯，南京：作者自刊，1935年)。

⑦阿沛?阿旺晉美：《西藏曆史發展的偉大轉折》，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