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與勞動的重新同一是否可能

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問題在中國已經變成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問題。不僅如此,它也是世界性的一個很是重要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剛剛過去的一場世界性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更把這個問題凸現了出來。舊的矛盾正在以新的形式反映出來。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中內涵著的一個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狡計,成爲勞動對于資本的制度性報複。勞動的問題沒有解決,資本的重創卻同時開始了。我們太久地疏忽了馬克思的這個重大發現,或者以爲它只不過是一個革命的動員方式。而問題卻並非如此的簡單。如果我們能夠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從基础上解決各人討論已久的分配正義問題,或許我們才气有資格談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問題。本文希望能夠在這個問題的研究方面做一個開題。

一、誰來拯救資本———《資本論》能否解開金融風暴的症結？

資本需要別人來拯救嗎？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會讓人覺得十分的荒唐。因爲,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1]不僅如此,馬克思在這裏還引用了當時在倫敦出书的《評論家季刊》上的一句讓後人跌足認同的話：“資本的天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是......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铤而走險;爲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执法;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這句話在我們今天的讀者聽起來,肯定不會覺得這裏說得只是150年前的事情。因爲我們眼前或聽到的事實,卻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這麽壞的一個東西卻有人提出要拯救它,此其荒唐之一。荒唐之二是資本基础不需要有人去拯救。君不見在幾乎所有的後發市場經濟國家,資本走到那裏,只要投資數量足夠大,那裏就會有警車開道,最高地方領導宴請,五大班子保駕,公檢法護衛,更有各種最高禮遇。筆者這裏沒有批評地方領導的意思。畢竟在一些相對比較落後的地區我們現在需要創造優越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哪怕引進來以後再行“關門打狗”的勾當。在GDP崇敬的今天,在一些地方,領導幹部傍大款(資本)经常被當作一種政績和榮耀。

資本既有貪婪和剝削的特征,又有創造發展奇迹的特點。這兩個方面都由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中分別做過深刻的表述。前一個特征講的是資本對于資本家個人的吸引力,後一個特征講的是資本對于地區發展的吸引力。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講過資本的另一個特征,即資本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會把幾乎所有的資本家都排除在生産之外,即出現我們今天講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象。我們的問題是,在投資人不在場的情況下,他們的那些既對地區發展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同時又帶著全部貪婪和剝削特征的資本,真的是宁静的嗎？

筆者的一位很要好的中學同學,大學畢業後伉俪倆同去美國發展,前些年貸款購買了一棟300平米帶花園的別墅,不久後又用房産作抵押貸款購買了資産價值爲100萬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不幸的是,由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産,我的同學一夜之間其全部的積蓄化爲烏有,而且背上了將近200萬美元的債務。

這是一個很是很是平常而真實的故事。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我們承認凱恩斯講的“儲蓄即是投資”的理論,那麽,我們可以說這個社會上的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不在場的投資人。我們都在承擔著水平差异的投資風險。誰來保證我們的財産宁静？

就在我的同學爲他的全部勞動所得的財富的虧損和所欠下的巨額債務而痛不欲生的時刻,美國華爾街的金融業高管們,卻在忙于朋分美國政府用于救市的流動資金。這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後出現的勞動對于資本的搶劫。這是我們要說的一種資本主義的新的經濟現象。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企業發展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正如筆者在另一本書中曾經提到過的那樣。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貝利與米恩斯在對美國200家大公司的調查中發現,現代大型企業的治理權正在從私人資産所有者轉到具有治理技術的人手裏,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變得日益明顯。這就是著名的“貝利—米恩斯假說”。30年以後,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勒納運用貝利和米恩斯的標准,再次調查了美國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的産權類型,結果發現,由經理操縱的資産比率從30年前的58%上升到了85%,這一研究使得“貝利—米恩斯假說”获得了進一步的證實。[2]

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情況在20世紀中葉以後的發達國家變得越來越普遍。正如美國著名學者德魯克以美國爲例向我們讲明的那樣,退休基金已經取代舊式的資金形式,逐漸控制資金的供給與分配。“據1992年調查結果,退休基金擁有美國大企業一半的股份,其余部门則是各種形式的牢固債務”。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大的雇主不是資本家,而是非營利組織”,而真正的投資人則是這些組織背後的退休金受益人。[3]

其實,馬克思比貝利和米恩斯早70年就已經在研究股份制企業時發現了這個重要的問題。爲了論述方便,我們這裏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由于股份公司的建设而給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帶來的重大變化的一大段文字摘錄如下：

“Ⅲ.股份公司的建设。由此：

1.生産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行能建设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成了公司的企業。

2.那種自己建设在社會生産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爲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底细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爲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爲私人財産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自己範圍內的揚棄。

3.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爲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治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爲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纵然後者所得的股息包罗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也就是包罗全部利潤(因爲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爲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産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像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一部门,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爲對別人的剩余勞動的單純占有,這種占有之所以産生,是因爲生産資料已經轉化爲資本,也就是生産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産者相分離,生産資料已經作爲別人的財産,而與一切在生産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一直到最後一個短工)相對立。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産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爲生産者的財産所必须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産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産者的私有財産,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産者的財産,即直接的社會財産。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産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爲聯合起來的生産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爲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在這一大段話裏講了三個重大問題：

一是宣布了公司制的出現。這種大規模經營的企業以前只能由政府來經營,現在改由社會性的公司來經營了。公司制取代了國家所有制。那些至今仍對企業國有化抱著天真的崇敬情結的人在這裏會了解到：國有企業是在資本主義股份制出現以前,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出現以前,就已經存在的一種所有制方式。

二是指明,資本在這裏接纳了社會資本或“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底细對立;其企業也表現爲社會的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爲私人財産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自己範圍內的揚棄。也就是說,在股份制企業裏,私人資本變成了社會的資本,私人企業變成了社會的企業,私有制變成爲社會所有制。當然,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範圍內對于舊形式的一種自然發生的揚棄。

第三,在這種生産方式中出現了資本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馬克思用了較大的篇幅來論述這種分離。他把它表述爲治理別人的資本的單純的經理與單純的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由于經理人員當時並不參與企業的分紅,他們的薪金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其工資的崎岖由勞動市場調節,因此後者雖然是一些不在場的,即不參加實際的生産活動和治理的單純的産權持有人,但是,他們卻占有全部的企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生産資料已經作爲別人的財産,而與一切在生産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勞動者(包罗掌握企業控制權的經理人員)相對立。由于經營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出現了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或者換句話說,企業的每一個人,包罗那些對于企業擁有控制權的經理人員,都在受到與他們處于對立狀態而且其所有人並不在場的資本的剝削。在這裏,與企業的全體勞動者相對立的,不是某一個投資者,而是一個聯合起來的財産所有者群體。是一個勞動者群體與一個不在場的、社會的財産所有者群體的對立。這是馬克思的另一個其意義長期被人們忽視了的重大發現。

在今天的情況下,有可能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是股票、債券、存單持有人,保險公司的保單持有人,還是養老金受益人,包罗我的那位可憐的同學,可能都屬于那個與企業勞動者群體處于對立狀態的投資人群體。

國有企業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這方面也可能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獨具慧眼。他們意識到,不論是股份公司還是國有企業,都沒有擺脫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正如恩格斯明確指出那樣,“無論轉化爲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爲國家財産,都沒有消除生産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場合,這一點是十明白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産階級社會爲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设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産力據爲己有,就越是成爲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産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産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罗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4]

恩格斯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不論是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即馬克思講的直接社會的財産,還是轉化爲國家的財産,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其企業內部都水平差异地存在著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依然存在著馬克思講的“勞動同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的情況,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凭据蘇聯模式建设的社會主義國家曾一度全面實行由各級政府全部占有生産資料並在全國實行統一計劃和控制的生産和分配方式。這種生産方式和分配方式雖然外貌上克服了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但是,因此而造成的生産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嚴重短缺和政治上的权要主義,與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完全可以說是南轅北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的這句話無疑是對于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教條主義者的當頭一棒。隨著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散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革新取向受到了以中國爲主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采納。然而有市場就離不開競爭,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一定在私人企業、股份制企業以及國有企業中重新出現。不在場的、社會的財産所有者群體對企業勞動者群體的剝削和與企業勞動者群體的對立依然存在。而競爭一定導致危機,對立一定出現沖突,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兩個現實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不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直接的社會企業,如各種保險公司、金融公司以及大的股份制企業等等,都水平差异地存在著這樣的情況：絕大部门的投資人都與我的那位同學一樣,他們是遠離企業經營的單純的受益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自己的職業,他們用來投資的資金本來就是他們多年甚或一生的勞動收入的積累;他們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和財産性收入爲生;他們甚至基础不知道原本就是他們的勞動積累的資本在哪個企業中運轉。這就是說,他們基础不行能對他們的資本使用情況進行任何形式的幹預。而那些在企業中進行直接治理的經理人員或“技術权要”,包罗那些所謂的董事或董事長,馬克思稱他們爲“徒有其名的董事”,他們在企業中也只是获得工資收入和憑貢獻獲得獎金收入,公司的利潤則與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直接關系。

在這裏出現了一種奇觀：一方面,其所有者處于完全不在場狀態的資本依然在凭据傳統的慣性占有企業的全部利潤和全部剩余價值,或者如恩格斯講的,在這裏“剝削達到了頂點”,或者如馬克思講的,這裏有對于“從經理到最後一個短工”的全面的剝削;另一方面,企業的治理人員對于不屬于他們自己的企業資産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他們可以用集體怠工或不作爲的方式使企業永遠處于虧損狀態,就像中國革新開放之初那樣,使虧損成爲企業的常態。

治理者的貪婪经常並不下于我們在開頭向讀者引用的馬克思講的資本的貪婪,他們可以用10倍、20倍甚至100倍的國有資産或社會資産損失來換取自己的一份私利;當然,他們也可以像現在這樣,把“從經理到最後一個短工”的工資標准定得很高,從而變相地侵犯企業的利潤。當然,也有個別的企業高管人員,會把自己個人的薪資定出天價,從而帶動企業工資總額的上升,造成搶劫國有資産或社會資産的客觀現實。一方是剝削達到了頂點而所有者不在場的資本,一方是對資本握有生殺大權且脱手特殊的搶劫者或強盜。以至于美國總統奧巴馬都會對華爾街金融高管們的行爲感应憤怒。筆者也只能爲我那可憐的同學感应不平。

在這裏,我們的問題真的出現了!誰來拯救勞動者的資本？而産生大規模金融危機的秘密是不是就在這裏。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出的這種資本主義巅峰時期的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狀況至今已經120多年過去了。世界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渡過的,資本就是在這種危險狀態下運轉的。雖然西方國家後來普遍接纳了員工利潤分享制度,從而使這種沖突有所緩解,以至于出現過高科技時代的數十年的繁榮,但是,問題並沒有從基础上解決。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的國有企業和社會企業,其勞資沖突和矛盾還只是剛剛開始。

誠如恩格斯上面所說的,“生産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罗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那麽,這個解決的線索在哪裏呢？

二、資本與勞動的重新統一能否可能？

(一)資本和勞動是同一個東西

我們太多地討論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而很少討論資本與勞動的統一或同一。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卻都很重視資本與勞動的同一。

恩格斯在其被馬克思稱爲政治經濟學的“天才大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中就指出,“資本和勞動是同一個東西,因爲經濟學家自己就承認‘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5]不久後,馬克思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接纳了與恩格斯完全相同的觀點,並且也和恩格斯一樣,引用了斯密的觀點作爲理論依據。馬克思寫道：“什麽是資本？‘一定量的積累的和儲存的勞動’(斯密,第二卷第312頁)資本就是積累的勞動。”[6]馬克思後來在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把這個問題表述爲：資本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沒有過去的、積累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于反複操作而積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産都不行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産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7]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論述讲明,他們堅持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同時又發展了這種理論。勞動價值論認爲,資本作爲價值,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在進一步研究商品時,馬克思把商品的價值看作是只是一定量的勞動時間的凝結。馬克思寫道：“作爲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8]在這裏有這樣一個等式：

資本=價值=勞動

因爲勞動的過程就是創造的過程,因此,在這裏勞動創造價值被表述爲價值即是勞動。正如列甯所說,傳統經濟學把資本和價值理解爲物,而馬克思卻在這種物的關系中看到了人的關系,看到物的外觀背後的勞動的本質。馬克思曾經高度評價這種勞動價值理論,他說：“後來科學發現,勞動産品作爲價值,只是生産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9]經濟學家們曾經絞盡腦汁研究“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甚至試圖弄清到底是具體勞動創造價值還是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可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很是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那裏,價值就是勞動,勞動就是價值。認識到這一點很是重要,因爲價值不是像物一樣被人們從無到有的創造出來的東西;價值不是物,它只是在物的關系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關系。如果說真的有什麽勞動創造價值的話,那麽,它就是這種創造自己。其價值量正好是用這種創造的時間來計算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對此做過一個很是典型也很是重要的論述。馬克思寫道：

“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自己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0]

把價值看作勞動,把剩余價值看作剩余勞動,這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貢獻。不僅如此,從上面的引文我們可以看到,馬克饲谰人則把這一理論發現稱作是一個“劃時代的科學發現”。筆者注意到,有的研究者曾經對《企業勞動産權》一書中的勞動産權看法提出了疑問。認爲勞動不具有産權的意義。但是,這些人對馬克思的勞動看法做了費希特式的抽象理解。他們把勞動簡單地理解爲人的抽象的創造性活動,而不是把它看作爲是帶著它的全部结果出現在人們面前的物化了的人的本質。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我們所說的勞動産權,指的是財富或價值的歸屬問題。而這樣理解的勞動,正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看法。

(二)資本與勞動的分離與重新統一

資本與勞動有一個統一、分離和再統一的曆史過程。

在市場經濟的早期,有一個資本與勞動的統一時期,這就是以自己勞動爲基礎的小生産時期。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在其《政府論》中對這個時期的勞資統一關系做過經典的論述。洛克以天賦人權理論來反對君權神授理論,認爲人的身體是天賦的,因此他對他的身體及其能力擁有所有權。因而他對于他通過其身體和雙手勞動所得來的果實也應該擁有所有權。這是一種最初的勞動産權理論,也是一種最初的勞資統一理論。300年來,正如凡勃倫先生所言,這個理論成了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常識性的觀點,或者用現在各人討論熱烈的一個看法來說,成了一種全人類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

可是,洛克的局限性在于：他的時代限制了他的眼界,或者他沒有機會看到,土地和資本都是稀缺資源。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開墾到屬于自己的土地,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擁有創業所必须的資本金。這就迫使一部门人或者租用另一部门人的土地,或者借用另一部门人的資金,或者受雇于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勞資關系的分離狀態出現了。

不僅如此,由于借貸或租借雙方以及勞資雙方的社會职位或生存狀態各有差异,好比,借方由于急于用錢而又不能找到別的貸方,就只好以横跨社會平均利息的比率借高利貸,勞動者由于缺少技术或家裏急著用錢,只好接受資方苛刻的工資待遇和勞動條件,等等,這就會出現各種不平等甚至對立的勞資關系。馬克思曾經對這種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做過一個經典的描述。馬克思寫道：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抬头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11]

這是馬克思對于勞資雙方生存狀態的一種真實和生動的描述。資本的強勢职位和勞動的弱勢职位在這裏表現得栩栩如生。馬克思的整部《資本論》研究的就是這樣一種尖銳對立的勞資關系,揭示了在這種不平等的勞資關系中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

隨著資本的集中過程,大量的資本從以自己勞動爲基礎的勞動者手中進入了大資産者的手中。這是一個小生産滅亡的過程和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産出現的過程。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揭示了這樣的情況：資本集中的最後結果是把幾乎所有的資本所有者排擠出了生産過程之外,出現了“從經理到最後一個短工”都要受到資本剝削的情況。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說,隨著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像我們在傳統國有企業中看到的情況一樣,由于投資人普遍不在場的緣故,資本的強勢职位正在逐漸地被勞動的強勢职位所取代。勞資雙方的博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高科技企業是對這種博弈較早做出反應的一個領域。我們在高科技企業中看到,技術性勞動者的职位由于技術在生産中的重要性提高而發生了變化。由于科學技術成爲第一生産力而與資本處于同等重要的职位,因此,往日“戰戰兢兢,畏縮不前”的勞動者開始與投資人平起平坐。爲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和勞動者的利益,新的执法開始承認勞動者的産權分成比例(一般在35%-50%之間)。人們開始把知識稱爲“智力資本”,而把那些知識勞動者稱爲“智本家”。這說明勞動與資本又一次成爲一種同一的東西。知識是一種勞動。這一點早在恩格斯的“天才大綱”中就已經做了很是明確的界定。恩格斯說：“勞動包罗資本,此外還包罗經濟學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簡單勞動這一肉體要素以外的發明和思想這一精神要素。”[12]恩格斯講的“發明和思想這一精神要素”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知識或知識性的勞動。它是一種資本,也是一種勞動,恩格斯稱其爲勞動的“經濟學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知識是一種勞動,今天的經濟學家想來已經能夠想获得了,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有的研究者依然不把它作爲一種勞動。至少他們認爲知識获得利潤分成,並不是因爲它們是一種勞動,而是因爲它們是一種資本。因爲只有資本才可能參與利潤分成。哲學上講的“慣習”在這些人身上表現的已經無以複加。他們認爲只有資本获得利潤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勞動获得利潤分成就是一種不行理解的事情。這些人對于這方面的曆史和現實的確是了解得太少了!無知並沒有什麽,如果人們把它作爲一種論證甚或辯護,那就欠好說什麽了。

我們之所以說在高科技領域中出現的這種勞動者利潤分成方式是一種資本與勞動的重新統一,是因爲這種分配方式至少在形式上又回到了以自己勞動爲基礎的小生産的分配方式,即勞動者可以使自己的勞動增值,從而擺脫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當然,這決不意味著重新回到小生産的生産方式上去,而是在現代大生産的組織方式內實現了勞動的增值。

現代産業經濟領域中的發展和分工,使得財富分配中的利息收入和風險收入量化了出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讲明,利息收入是一種不承擔風險的財産收入。而風險投資業的發展一ü得利息收入和風險收入進一步獨立了出來。除了利息收入和風險收入之外,企業利潤分配中的第三部门通常歸企業主。

但是,在風險勞動和風險收益獨立出來之後,傳統的企業主或企業家實際上已經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企業內部的全體勞動者。我們的問題是,不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社會性企業,爲什麽不能在企業內部全體職工中凭据各自貢獻的巨细分配我們這裏所說的第三部门産權收入呢？我們在這裏正是要說明,如果實現了這裏所講的分配方式,即勞動者的活勞動參與分享企業的增量産權,那麽,這實際上就是說,我們實現了資本與勞動的重新統一。

(三)資本與勞動關系中的哥白尼革命

當然,由誰來推行這種新的和科學的分配方式,是一個問題。因爲到目前爲止,這種分配方式還只見于私人企業和相助制企業,其目的無非是一種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國有企業和社會性企業,至少在中國還沒有推行這樣一種分配方式。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政策滯後所致。

30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試圖搞活大中型企業。從最初的“減員增效”和公司制革新,到現在的高管薪酬制度,雖然這些措施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留下的問題许多,都不是治本之策。不從基础制度上進行革新,不從馬克思講的資本與勞動的統一、同一的分配制度上進行革新,是很難有根天性效果的。

而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的政黨和政府,是應當考慮這種革新模式的。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分配模式,它應該是一種中國的經濟模式。

如果說我們在高科技企業中看到的是投資人與知識型勞動者在生産方式和分配方式方面處于平等职位的話,那麽,我們在金融業中看到的則是另一種現象。

在金融業中的一個普遍情況是：投資人只是一些永遠不在場的銀行儲戶、保單持有者和養老金受益人;企業中的知識型(專家型)勞動者或企業高管人員,在企業中擁有絕對的權力。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道夫·貝利稱這種權力爲“沒有財産權的權力”[13]。有經濟學家把這種情況稱之爲“勞動雇傭資本”。實際上這裏不行能存在什麽新的雇傭關系,只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傳統企業中資本一直處于統治和主宰职位、高科技企業中資本與勞動處于相對平等职位的話,那麽,在金融企業(包罗傳統的國有企業)中,勞動,特別是治理型或知識型的勞動,已經完全取代往日資本的統治和主宰职位,把資本玩于股掌之中。

在哥白尼之前,人們一直以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一切都在圍繞著地球旋轉。1543年在科學史上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這一年出书,哥白尼在書中提出了取代“地心說”的“日心說”。認爲大地是圓的,地球只是天體中始終圍繞太陽運行的一顆行星。在哥白尼的宇宙圖景中,宇宙的中心不再是地球,而是太陽。這正如著名詩人歌德所說,“哥白尼學說撼動人類意識之深,自古以來無一種創見、無一種發明可與倫比。當大地是球形被哥倫布證實以後不久,地球爲宇宙主宰的尊號也被剝奪了。自古以來沒有這樣天翻地覆的把人類意識倒轉過來的。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無數昔人相信的事物將成爲一場空了。誰還相信伊甸的樂園、贊美詩的歌頌、宗教的故事呢!”

我們在金融業中,在現代的社會化大企業中,看到了一次與哥白尼革命同樣性質的革命：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被完全地顛倒了。如果說在高科技企業中我們看到的是資本與勞動處于平起平坐的职位的話,那麽,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情況是,它幾乎與馬克思當年的描述完全相反。在這裏,“尾隨其後,戰戰兢兢”的不是企業的勞動者,而是像我的同學一樣的那些不在場的投資人,而企業的勞動者,至少是那些企業的高管人員,則取代資本家的位置而“笑容滿面,雄心勃勃,抬头前行”了。他們開始讥笑數百年來一直把他們踩在腳下的資本。他們已經完全地把資本玩于股掌之中。那些本來與普通公務員處于同等职位的技術权要,一旦坐上企業治理層的寶座,就會搖身變爲無所不能的魔法師。爲了擺脫被控制者的剝削,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爲自己加薪;爲了擺脫被控制者的剝削,他們可以爲自己的勞動貢獻支付巨額的年終花紅。總之,他們完全有理由當然也有能力把被傳統分配模式扭曲了的勞資關系擺平。但是,當他們這樣合理正当事情的時候,資本的悲劇就開始上演了。爲了获得更高的年薪和更多的年終花紅,他們會不擇手段,不計後果地把金融服務業的泡沫做大。他們不必爲自己制造的風險負責,他們唯一的風險是如果他們的經營失敗,他們有可能以後會難以在同行業中再次找到事情。但是,他們當然知道,如果他們能在企業破産以前拿到數以億計的年薪和花紅的話,以後能不能在同行業中找到事情肯定已經不重要了。

可是,盡管如此,傳統的財富分配方式,即所謂“資本获得利潤,勞動获得工資”的剝削式分配方式,並沒有改變。經濟學至今並沒有提供新的財富分配方式。因此,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一方面是資本對于勞動在財富分配方式上的剝奪,另一方面是勞動對于資本的完全的支配與控制。或者換句話說,一方面,資本與勞動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一種逆向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一個無奈的被控制者卻在凭据傳統的慣性剝削著它的至高無上的控制者。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制度悖謬。

這是一個曾經長期困擾著中國國有企業的制度悖謬。今天我們同樣地看到,它也在使得十分類似于中國國有企業的全球金融業處在了同樣的境地。全球不斷出現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正就是這個制度悖謬的一定結果。

(四)政府的作用Ⅰ：推動資本與勞動的統一,需要特別關注分配問題

可見從基础制度的層面重新部署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顯得多麽重要。社會主義的政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部門,在這方面肯定應該有所作爲。

但是,人們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一種錯誤的循環。几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公有”還是“私有”、“國營”還是“民營”、“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等所有制方面兜圈子。一個本來屬于分配範疇的問題卻一直在試圖通過改變所有制方式的辦法來加以解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的確是中國三十年革新的一個重大结果。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其活力和優勢不在所有制,或者主要地不在所有制,而是在于它在一定時期的合理的分配方式。首先,民營經濟一定水平地解決了資本與勞動的合理回報問題。初期的民營經濟大多是業主的自有資金,自己治理企業,自己承擔經營風險,其經營收入歸自己所有。這種分配方式保證了企業的發展活力和業主投資發展的積極性。其次,民營經濟方便業主與勞動者的面對面的談判,其靈活的機制方便勞動者接纳用腳投票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些知識要素含量比較高的企業,雇員帶著技術和客戶跳槽對于企業的壓力是可以想象的。這就會迫使業主與雇員接纳利潤分成的方式。我們在高科技企業普遍看到的法定的利潤分成方式和在许多非高科技企業看到的各種形式的利潤分享方式,都是這種資本與勞動進行博弈的一定結果。這個結果也保證了相當一部门民營經濟的勃勃生機。

與民營企業相比,中國的許多國有企業卻沒有這麽好的命運。革新開放前的中國企業,基本上是各級政府投資興辦的企業,有中央政府直接投資的企業,有省政府投資的企業,有各地縣鄉政府投資辦的企業,後來還有村辦企業。我們曾經以爲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即所謂由國家直接掌握全部生産資料。可是我們忘記了上面提到過的恩格斯的那句很是重要的話：“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理想的總資本家。

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産力據爲己有,就越是成爲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産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14]革新開放之前,我們似乎不必在意恩格斯的這句話,革新開放以來,尤其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以後,我們沒有重視恩格斯的這句話。但是,市場經濟的現實對我們進行了沈重的報複。現在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國有企業或各級政府創辦的企業,在分配方式上依然延續的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勞動获得工資、資本的获得利潤”的分配方式,這就如馬克思講的,從公司的經理到最後一個短工,都只是簡單的工資勞動者。而且,他們的工資普各处被定得很低。市場經濟的大潮一到,這種經濟組織形式之不堪一擊幾乎出現了全軍覆滅的後果。“改制”,成了這一時期的唯一選擇。本來是分配問題的症狀,卻接纳了“改制”的猛藥。但是,總有一些企業是不能賣的。例如各種軍工企業,各種資源性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于是現在的第二種辦法是治理者高薪激勵政策。國家公務員搖身一變成爲年薪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億萬富翁,而企業卻依然處于無人承擔風險責任的不確定性狀態。中國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式的革新現在真的是進入了深水區。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國家占有生産資料定義爲“資本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把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方式界定爲社會占有生産資料或社會所有制。恩格斯在馬克思爲其作序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後來發展階段,“資本家自己不得不部门地承認生産力的社會性。

大規模的生産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後來由托拉斯占有,然後又由國家占有。資産階級讲明自己已經成爲多余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15]我們在這裏只是要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裏打破了人們多年持有的國家所有制崇敬。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立刻轉向對于社會所有制的關注。我們把個人自募資金或員工自有資金低于50%的具有一定規模的非國營企業稱爲社會所有制企業。這就是我們上面講到的在企業內部發生了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企業。大部门以追求利潤爲目的的國有企業也都應該脫離政府的直接管制,轉化爲這類社會所有制企業。社會性企業直接面對市場,自由地參與市場競爭。但是,政府應該把主要的經濟治理職能轉向對于這類企業的嚴格的規制、治理和服務。尤其應該對于這類企業的全部门配方式進行規制。通過嚴格的制度設計和現代化、規範化或銀行化治理,保證投資人和各類勞動者的貢獻和權益获得公正合理的制度性保障。

這種所有制方式必將成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主要的生産資料占有方式。而國有企業將主要是那些社會公益性的企業,如部门軍工企業、社區經濟組織或社會服務性企業。它們是一些非盈利性生産組織。它們將如學校、醫院等一樣,在工資分配等方面參照公務員的治理方式。對于那些個人自募資金或員工自有資金高于50%的企業,則不論在生産方面還是在分配方面,都應該享有完全的自主權。只要他們依法經營,政府就應該給予積極的鼓勵和支持。

社會所有制企業應該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我們往往把按勞分配原則理解爲一種工資分配中的原則,很少考慮按勞分配原則中包罗著的按生産要素進行分配的內容。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研究不能深入的重要原因。這個問題甚至影響了我國經濟體制革新的進程。以至于使我們的經濟體制革新往往只是在産權關系方面做文章,卻很少直接從分配關系方面入手解決重大的革新問題。

按勞分配原則從一開始就包罗著技術和治理方面的勞動要素參與勞動分配的原則。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是不應該有爭議的原理。因爲這是按勞分配原則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裏遇到的問題是,勞動者的過去的勞動是否應該參與勞動分配？從理論上說,如果把按勞分配原則貫徹到底的話,那麽,過去的勞動也屬于勞動的範疇,當然也應該參與勞動的分配。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的通過等量勞動獲得的“勞動券”,如果勞動者凭据它的份額領得等量的消費資料的話,那麽他的勞動所得就消費掉了。但是,如果他沒有把他自己過去的勞動份額消費掉,而是把它留在社會中,繼續作爲社會的生産資料,那麽,他的這個過去的勞動份額是否應該获得增值呢？馬克思對這一點實際上是給予了肯定的回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作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替代方式“工人自己的相助工廠”時寫道：“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他們利用生産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值。”[16]

勞動者利用生産資料來使自己的勞動增值,這就是通過勞動獲得的財産性收入。因此,我們應該承認,真正的按勞分配不光應該包罗勞動的工資性收入,而且應該包罗勞動的財産性收入。當然,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像馬克思一樣承認商品交換在這個時期的正当性职位的話,那麽,我們還應該研究與治理性勞動有關的風險勞動在商品經濟社會的职位及其獲得勞動分配份額的問題。當我們把這些勞動要素分別表述爲勞動、技術、治理、風險、投資時,我們就得出了今天通行的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不難看出,它的基礎依然是按勞分配原則。不僅如此,這種分配原則最終依然能夠還原爲按勞分配原則。

當然,我們這裏所表述的按勞分配原則在對于中國現實分配狀況的肯定性表述中,也包罗著某種否认性的內容。當我們肯定個人投資或個人過去的勞動獲得利潤回報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的理論正当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性企業的勞動者一定水平地參與企業風險和利潤分享並對工資結構進行調整的應然性和须要性。總結我國走過的國有企業的革新门路,不能不說在這方面存在著一個在今天看來令人痛心的教訓。由于長期受到左的思想影響,我們沒有及時地對于國有企業中的分配關系進行须要的調整,以至于出現了像一種“冰棍理論”所說的那種情況,不得不接纳“及時賣光”的政策。這種把本來是分配關系不合理導致的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重症用産權關系的猛藥進行救治這樣一種明知不對卻不得不爲之而且確實在短期內有效的經濟體制革新,造成的國有資産流失和政府官員的腐敗,包罗農村集體經濟的消失現象,不能不說是令人痛心的。聯系今天的現實,我們不應該再在所有制問題上兜圈子,而是應該高度地重視分配問題。

就現代的經濟發展而言,生産方式的社會化和産權組織方式的社會化是一個一定的曆史過程,因此,我們不應該再在國有還是私有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而是應該通過財産分配關系的調整,促進這種生産方式和財産組織方式的社會化。不光要保護和尊重勞動者的活勞動,而且更要重視勞動者的過去的勞動的增值問題。近來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越发集中地把保護勞動者的財産性收入、保護勞動者過去的勞動的增值問題凸現了出來。資本對于勞動的剝削是不公正的,勞動對于資本的掠奪也同樣是不公正的。就像我國長期存在的國有企業問題一樣,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今天,這兩個問題已經同時擺在了全球社會性企業和關注經濟制度的人們面前。也許唯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能夠給我們乃至全世界提供要领論的指引。

當然,正如馬克思所說,分配關系與生産關系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我們在工資關系和財産關系兩個方面真正實施上面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的話,那麽,分配關系的革新也同樣地會導致財産關系的變革,就會像馬克思所講的那樣,使得公司的企業和國家的企業轉變爲産權關系多元化的社會的企業。政府的作用只是去積極地推動這種産權方式的社會化,並對社會所有制企業進行嚴格的規制和治理,保證不在場的投資人和在場的勞動者都能获得應有的權益。

三、危機和市場經濟同在,是一種基因病、制度病？

在做了上述有關資本與勞動的同一問題的研究之後,我們依然回到人們普遍關心的經濟危機的問題上來。

(一)危機是市場經濟的産物

在這裏,我們必須區分開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簡單地說,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出現的一種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的特征是一部门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工業生産資料剝削另一部门人的勞動。這種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本與勞動對立。除此之外,對于資本主義的解釋不應該有更多的實質性意義。但是,像任何社會制度一樣,資本主義也只是一定社會階段的産物,它不行能是一種永恒的社會制度。隨著社會直接占有生産資料的真正實現,隨著社會真正實現了資本與勞動的統一,它也就同時消滅了資本和資本主義自己。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一切有可能是自然發生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作爲社會發展的動力,會依然存在著。我們今天必須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區分開來。

中國的30年發展讲明,真正把創造經濟發展奇迹的魔力呼喚出來的,並不像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講的是資産階級,而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正是這種競爭,一方面創造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奇迹;另一方面也帶出了人類天性中的惡的方面,給社會帶來了種種醜惡的東西。不僅如此,市場經濟還帶來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

剝削是可以消滅的,但是,只要市場經濟存在,由于競爭的緣故,經濟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不行制止的。正如我們上面所說,市場經濟中的剝削關系是可以消滅的。當我們通過自然的過程或者通過政黨和政府的努力,實現了資本與勞動的統一之後,我們也就同時消滅了資本,也即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市場會依然存在。

從曆史來看,市場經濟經過了較長的發展時期,我們可以大致地分爲前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時期和後資本主義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只有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才爲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魔力。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定導致集中和壟斷,從而爲社會直接占有生産資料提供了機會,同時也爲政府調節市場提供了機會。正如列甯所揭示的,市場經濟從自由競爭到壟斷和集中,是一個一定的過程。資本的全球擴張則更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在全球範圍內的壟斷和集中。一旦實現了資本與勞動的統一,即消滅了市場經濟中的剝削關系之後,我們就說,我們進入了一個後資本主義時代。你可以不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地把這個時代稱作是社會主義時代,但是,你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差异于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一旦不再是剝奪別人勞動结果的手段,它就不再是資本。因爲,在馬克思那裏,資本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後,市場經濟依然存在著。

(二)政府的作用Ⅱ：調節市場

我們上面說到消滅剝削的問題,即實現資本與勞動的重新統一。這種統一可以基本解決經濟體內部的作弊、貪腐和自殺性風險問題,但是不行能從基础上解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危機與過剩有關。而市場競爭一定帶來周期性的過剩。所以政府和社會的第二個作用是進行须要的市場調節。對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是消滅市場。因爲消滅了市場,也就消滅了競爭。但是,一個完全沒有競爭的社會,是不行想象的。馬克思曾經設想過會有一個其財富充实湧流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裏,可以取消市場和競爭,一切按計劃進行,分配上實行按需分配。然而這只能是一個理想。在今天的社會裏,競爭哪怕停滯一天,我們就會有許多未便;停止兩天,我們恐怕就不得不喝過期的牛奶。財富可以湧流,但它會過期。

當然,馬克思所設想的理想是很是重要的。人類正在不斷地接近這個理想。隨著經濟組織的集團化發展和訂單式生産的發展,同時伴隨政府的漸趨科學合理的宏觀調控,生産的計劃性會逐漸地取代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實踐已經證明,而且還會繼續證明,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也是可以調控的。

按需分配的情況也是如此。差异的時期,人的需求層次是完全差异的。人類早期的需求是吃飽肚子,繁衍後代。工業時期的人們則對于著裝、飲食、方便和優雅的生活等等提出了要求。網絡時代的需求則越发豐富。人們對于生態、事業、尊嚴和受到普遍尊重的需求,則更是一種新的需求境界。因此,滿足人們的需求,永遠都只能是相對的,不行能是絕對的。所以,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人類肯定處于一種按需分配與按勞分配並存的社會。像許多發達國家所經曆的那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社會按需分配的水平會不斷提高。但是,按勞分配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是不行能取消的。人們獲得更高需求的動力對于社會的進步來說,可能是永遠不行缺少的。

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市場的調節和計劃會變得比較簡單,競爭會趨于理性。而且,在取消了不合理的剝削關系之後,勞動會變得越來越高尚,從而真正成爲人生的第一需要。

當然,就現階段而言,政府過多地幹預經濟一定導致貪腐。因此,我們將不斷地處于緊縮與松動的調整之間,從而不斷地處在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這就會使得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逐漸被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所取代。

或許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馬克思在這裏沒有也不行能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但是,他積極地提出了解決問題和有關未來社會很是重要的思路。

著名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C.Koo)先生在其所著的《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機中幸存和發展》一書中依據企業的資産負債情況,提出了一個“陰陽周期理論”。他把一個周期分爲9個階段：

(1)政府和中央銀行收緊貨幣政策,從而導致泡沫破滅。也有一些泡沫的破滅是由于其自身過度膨脹所致。

(2)資産價格的暴跌造成企業負債超出資産,迫使企業運營從利潤最大化模式轉變爲負債最小化模式,最終導致整體經濟陷于資産負債表衰退。

(3)由于企業的債務償還,私營部門沒有資金需求,貨幣政策因此失靈,政府不得不依靠財政政策來維持總需求。

(4)企業最終完成債務償還,資産負債表衰退結束。但是企業的債務抵觸情緒依然存在,一般個人也繼續熱衷于儲蓄,從而導致利率低迷。與此同時,由于企業將原本用于償債的資金流轉爲投資,使得經濟開始回升。

(5)企業對借貸的抵觸情緒漸漸消退,開始越发積極地進行融資。

(6)私營部門的資金需求重新恢複,貨幣政策再次發揮效力。而同時,預算赤字開始擠出私營部門投資。

(7)小政府受到歡迎,財政整頓開始實施,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成爲政府進行經濟調節的主要工具。

(8)經濟形勢日趨繁榮,私營部門充滿活力,重新找回自信。

(9)私營部門的過度自信引發下一個經濟泡沫。[17]作者認爲,在這9個階段中,從(1)到(4)屬于陰陽周期中的陰態階段,(5)到(9)則構成其陽態階段。政府如果能夠在其中適時准確地分別利用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話,就會使經濟平穩渡過周期性的陰陽周期。

總之,通過政府的積極參與,解決資本與勞動的沖突和對立,並從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進行積極地調節和幹預。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恩格斯講的生産力歸國家所有和社會直接占有之後出現的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線索”。在這裏,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要领。那種以爲只要由國家把經濟全部包攬下來,並進行簡單的計劃治理,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切問題的想法和理論,既不切合馬克思的思想,也是被曆史所否认了的。企圖開曆史的倒車,是沒有出路的。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2：829.

[2]傅殷才.制度經濟學派[M].武漢：武漢大學出书社,1996：204-205.

[3]德魯克·皮特.後資本主義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书社,1998.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95：335.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56：607.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9：62.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95：3.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2：53.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2：91.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2：243-244.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2：200.

[1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56：607.

[13]阿道·夫貝利.沒有財産權的權力———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14]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95：753.

[15]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95：759.

[1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书社,1975：498.

[17][美]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風暴中幸存和發展.喻海翔.[M].北京：東方出书社,2008：130-131.